我们看到，越是处于行业领先、高速发展、且富有野心的民营公司，越是在内部风险治理上毫不妥协、高调且干脆。

很多年后往回望，2019年或可视为中国民营企业“反腐元年”。

今年1月，消费无人机巨头“大疆”自曝家丑。公司审计认为，2018年因供应链贪腐造成的损失多达10亿元人民币。

而就在大疆挥刀肃纪的前几天，2018年12月29日，百度查实55名员工通过微信群接受不法出租车司机的服务。

此外，阿里、腾讯、京东、滴滴等一众明星公司，在2019年前后相继传出内部惩腐的消息。

最新的动作来自休闲零食巨头良品铺子。日前法院下达的一份判决书显示，这家公司深圳分公司原负责人卢某，利用职务之便，多次向加盟商索贿共22.5万元，终于获刑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并不是这些大公司内部员工爆出的贪腐行为。实际上，无论何种性质的企业，偶发的员工“权力寻租”，从来都不罕见。这一点，国企、私企、外企甚至是家族企业概莫能外。

真正值得注意的是，2019年前后，中国大型民营企业看待内部贪腐的方式，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这种贪腐。

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共性：

一是“不顾一切”地、“不留余地”地、主动地公开。将廉政、清洁的价值观，置于企业品牌价值之上，上升为绝对底线。

为此，大疆一口气干掉了45个人，其中16人被移送司法。百度也不含糊，其公司道德委员会举报后迅速行动，55人被查。

良品铺子亦然，其在内部审计发现问题后，主动报警，且在当日即按内部规定对当事人予以开除。

不得不说，这种公开处理本身意味着底气，也是一种宣示。

须知当代中国，对权力的贪腐保持高压已是常态。反而是公司法人对内部寻租的反思与自我批判，有时显得更为稀缺而震撼。

且看大疆在2019年1月17日内部通告：

“今天，以公开信的方式…… 晒一晒我们内部光鲜亮丽外表下丑陋的一面。”

考虑到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传统，企业融资、品牌管理等现实利益，一家公司能够对内公开说出这样的话，需要多大的勇气?

二是依法自纠，体现出公司治理的深度法治化。

从2019年前后这一波涉及大公司内部反腐的案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强调依法自查自纠、强化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，提供相匹配的价值观与文化体系，已成为一大批领先公司的先行之举。

以良品铺子为例。这家公司于2018年6月成立了审计部，内部干脆称之为“廉政公署”。根据通报，这个廉政公署近一年来已多次处理、通报、曝光违纪人员。前文被法院宣判的那位员工，就是倒在公司自己的审计手上。

这家快速崛起的零食巨头，在完成了庞大的线上线下融合之后，正努力建立起完善的风险管理、内部审计体系。

除了自查自纠，良品铺子甚至对外公开了举报平台，鼓励外部合作伙伴监督。

参考阿里、京东、滴滴等知名企业部分公开的风控与审计制度，应该说，基于该领域公司治理法治化的深化，正处于快速破题中。

我们看到，越是处于行业领先、高速发展、且富有野心的民营公司，越是在贪腐的治理上毫不妥协、高调干脆。

当抵制内部寻租从单家公司的内部治理上升为行业共同准则，那么，这种现象是有可能带来行业治理的转折。其暗藏的伟力，可能远不止企业自身。

以下这组数据，很多人耳熟能详：民营企业提供了60%的GDP，70%的出口，80%的就业，是所谓“六七八理论”。

企业人即社会人。人们历来倾向认为，投资、财务和管理相对自由的民企，处事更为“灵活”。

至于这种“灵活”是否同样映射出企业内部权力寻租的可见性，我们很少予以深刻的反省。遑论对其之应对和解决。

然而，既然80%的就业者生存于民营企业，民企内部廉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，就天然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。

在相关的法律已较为完善的前提下，当民营企业开始真正向内部贪腐的“潜规则”开刀，其中意义，不言而喻。

2019年5月，巴菲特股东大会上，有位中国少年提问：

该当如何理解人性？

89岁的巴菲特引用了李光耀的话作为建议。他说，“看看什么有效，然后就去行动。”

中国民营企业自我反腐准则的形成，就是一个“有效的行动”。

说到底，视廉洁为命的公司，才更有资格谈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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